一、多地集中落地，改革路径加速清晰

1月5日，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及省内122家农商行、农信社共同发布公告，宣布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“云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”，标志着云南农信系统正式迈入省级统一法人阶段。云南省联社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明确，将以重构治理体系、完善管理体制为核心，稳步推进改革任务落实。

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2026年要巩固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成果，组建运营甘肃农商银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3年甘肃曾计划组建“甘肃农商联合银行”，但在2025年调整为统一法人模式，显示出改革路径的动态优化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同样明确，完成全区农商行统一法人改革是2026年重点工作之一。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透露，2025年其深化改革方案已获批复。此外，黑龙江省联社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提及“以省级农商银行组建为契机”，显示该省改革也已提上日程。

有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分析，上述四省（区）均选择全省统一法人模式，释放出明确信号：农信改革已从前期探索、模式争论进入集中落地、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。

除新组建省份外，已改革省份也在深化成果。1月6日，江西金融监管局批复显示，江西农商联合银行受让15家市县级农商银行股权，并推动多家农商行增资。2025年，该行已累计参股19家农商行，进一步理顺股权关系。
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，今年农信社改革重点或聚焦于市级统一法人机构的加速组建，同时完善资本补充机制、建设数字化风控平台、强化股东穿透监管等工作的重要性也将凸显。

二、双轨并进：两种模式并行，风险明显压降

在监管部门“一省一策”原则指导下，各地探索出不同的改革路径，目前主要有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和统一法人省级农商银行两种模式。

• 统一法人模式：将全省农信机构整合为“一家银行”，在实现管理集中、风险统一处置、资源高效配置方面具有明显优势，尤其有利于化解历史风险、提升资本实力。辽宁、海南、河南、内蒙古、吉林、新疆6省区采用此模式。

• 联合银行模式：更注重保持县域法人的独立性，保留两级法人，通过省级联合银行进行资本补充、科技赋能与业务协调，减少改革阻力，更贴合“支农支小”定位。浙江、山西、四川、广西、江苏、江西、贵州7省区采用此模式。

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指出，我国农信社改革坚持“因地制宜”，各省份农信机构历史、规模、风险参差不齐，不能搞“一刀切”。即便是同一模式，各地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。如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是“自下而上”模式，而广西是“自上而下”模式；海南省采取“一步到位”方式组建省级农商银行，而辽宁省则采取“两步走”方式。

截至目前，已有13家省级联社完成省级法人机构组建。无论采用何种模式，改革成效已初步显现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（2025）》，2025年上半年对3529家银行机构的评级结果显示，绝大多数省份存量风险已明显压降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“红区”银行资产规模占比不足1%。

中诚信国际研报认为，区域性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及合并重组持续推进，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水平有望回升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、客户资源和品牌效应均将提升，为未来业务发展及盈利增长奠定基础。

三、减量提质：2026年改革关键词浮出水面

在2026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，“深化改革”“减量提质”等表述高频出现：

• 云南：强化具有硬约束力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，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。

• 吉林：支持吉林农商行深化改革、健康发展。

• 河南：推动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，大幅压降高风险机构数量。

• 山东：推动农商行、村镇银行改革重组，深化城商行内控风控行动。
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“服务实体、减量提质”将继续成为今年中小银行改革的核心思路。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曾刚表示，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思路日渐清晰，“兼并重组、减量提质”成为主要模式，需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从机构整合、风险化解、治理提升、服务优化等方面系统落实。

董希淼进一步指出，中小金融机构“减量提质”是一个“先治标，后治本”的过程。当前高风险机构数量压降已取得成效，下一步政策重点应从“量”的调整，更深层次转向“质”的提升。改革能否成功，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完善治理激发出中小银行的内生动力，以及能否在整合资源的同时，依然精准、有效地满足实体经济的多元化金融需求。

广信财经观点

1. “一省一策”体现改革智慧，差异化路径符合国情

农信系统改革涉及数千家法人机构、覆盖全国城乡，其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采用“一刀切”模式。监管部门坚持“一省一策”原则，允许各地根据自身经济特点、历史包袱和改革难度选择不同路径，体现了高超的改革智慧。无论是统一法人模式还是联合银行模式，本质上都是在“化解风险”与“保持活力”之间寻找最优平衡。13家省级法人机构的成功组建，证明这一改革方法论是有效的。

2. 统一法人模式加速落地，折射风险化解的紧迫性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期宣布改革的云南、甘肃、宁夏均选择统一法人模式。这一趋势反映出，在部分高风险机构较为集中的省份，通过全省整合实现风险统一处置、资本统一补充，已成为优先选项。统一法人模式虽然改革力度更大、涉及利益调整更深，但其在短期内压降风险、提升资本实力的效果也更显著。这标志着农信改革正从“平稳过渡”向“攻坚克难”深化。

3. “减量提质”从政策表述转化为改革实践

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看，“减量提质”已从抽象的政策表述，转化为具体的改革行动。减少的是高风险机构数量、落后产能、无效供给；提升的是治理水平、风控能力、服务质效。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机构的兼并重组、股权的优化调整、人员的重新配置，但最终目标是让农信系统真正回归“支农支小”的本源，在服务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。

4. 改革进入“下半场”：从“量”的调整转向“质”的提升

13家省级法人机构完成组建，标志着农信改革的“上半场”——机构整合阶段取得重要进展。但“下半场”的任务更加艰巨：如何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内生动力？如何在整合资源的同时保持县域法人的灵活性和贴近性？如何将改革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提升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将决定改革的最终成效。正如董希淼所言，改革能否成功，关键在于能否“激发出中小银行的内生动力”。

总结与建议

1. 对投资者的建议

• 关注改革红利释放的长期机会：农信系统改革完成后，整合后的省级农商银行将具备更强的资本实力、更优的治理结构和更广的业务空间。对于有意布局农村金融的投资者而言，可关注改革后省级农商银行可能的增资扩股、战略投资者引入等机会。

• 理性看待短期影响：改革过程中可能伴随资产重组、不良处置、股权调整等操作，对相关机构的短期财务表现可能产生一定影响。投资者需区分“改革阵痛”与“长期价值”，避免因短期波动错失长期机遇。

• 关注配套政策红利：农信改革往往伴随着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，包括财政注资、税收优惠、业务倾斜等。这些配套措施将为改革后的农信机构提供额外的发展动能。

2. 对农信机构的建议

• 抓住改革窗口期，主动化解历史包袱：对于尚未完成改革的农信机构，应抓住政策窗口期，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支持，主动化解不良资产、补充资本实力，为后续发展轻装上阵。

• 以改革为契机，重塑治理机制：无论采用何种改革模式，公司治理的完善都是核心命题。应借此机会建立规范的“三会一层”运行机制，强化股东穿透监管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制衡的有效性。

• 坚守定位，服务实体：改革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无论机构形态如何变化，“支农支小、深耕本地”的定位不能动摇。改革后的农信机构应将更多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、小微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。

3. 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

• 巩固风险化解成果，防止反弹：当前高风险机构数量已明显压降，但仍需警惕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风险点。应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和早期纠正机制，确保风险不反弹。

• 完善配套制度，保障改革可持续：改革不是“一改了之”，需要完善的配套制度保障。建议在资本补充、不良处置、税收优惠等方面出台更具操作性的细则，为改革后的农信机构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。

• 鼓励差异化发展，避免“同质化”：不同省份的农信机构面临的市场环境、客户结构差异巨大。政策应鼓励其在统一监管框架下，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差异化发展路径，避免“千行一面”的同质化竞争。

4. 对实体经济的展望

农信系统改革的最终目的，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城乡居民。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，一个更加健康、更有活力、更贴近基层的农村金融体系正在形成。这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、县域经济的发展、小微企业的成长提供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撑，也为广大城乡居民带来更加便捷、普惠的金融服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农信改革的红利，终将惠及每一个与农村金融相关的市场主体。